乌托邦与桃花源
回答要点：社会主义作为典型的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扎下根基必然与中国的某些固有因素存在天然的契合。政治哲学和历史背景的分析都从一定层面解释了这个问题，但是任何外来的制度能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文化场域的契合性是不可或缺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和谐”思想和朴素唯物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从文化心理角度上回答了中国接受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
鸦片战争以来至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一直饱受列强侵略。在一次又一次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中国人寻求民族解放、国家振兴之路，最后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一个曾经被说成“游荡在欧洲大地的幽灵”为什么会被智慧的中国人民选为国家发展的基本道路？一直鄙视蛮夷或者坚持中体西用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社会主义？其实从文化契合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算不上路径创新，但从传统文化心理视角来探究这个问题，尝试对中国接受社会主义的内在原因进行梳理也算不多的吧。
一、乌托邦与社会主义
《乌托邦》一书是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不朽巨著，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乌有之乡”。受航海时代到来的影响，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憧憬欲受到了很大刺激。莫尔虚拟了一个世外岛屿，假借航海家之口断言：“私有制是万恶的根源，如果私有制度仍然保存下来，大多数人类甚至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重负下。”乌托邦是一个臆想中的境界，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
16和17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现代科学发展的启蒙时代，哥白尼和布鲁诺在证明着太阳是地球的中心，伽利略通过自由落体运动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16世纪也是宗教裁判的巅峰时期同时也是走向没落的时期，这些企图颠覆“神的理论”的学者们最后都以各种惨痛局面收场。但是他们的功绩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近代化历程，18世纪以后随着欧洲主要国家纷纷革命，整个人文主义的思潮占领了高地。人人平等，天赋人权就是近代自然科技发展打破神权统治的结果，一时间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人们对乌托邦的幻想似乎立刻就要成为现实，法国《人权宣言》的出台再一次强化了人们的期望：“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人类历史进入了19世纪，随着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次劳资矛盾的总爆发拉开了序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出了社会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他们畅想：“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积淀，而空想社会主义源于乌托邦思潮的发展。我们不能说社会主义等于乌托邦，因为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与乌托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世外桃源与传统文化心理
中国虽然没有乌托邦，但中国人自古以来追求“乌托邦”的心理是鲜明可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构想，和谐中庸，安贫乐道，民本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式“乌托邦”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可谓源远流长,《礼记·礼运》就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传统文化心理中对政治民主、社会保障、社会发展、道德信用、治安稳定的期望在这短短一百多字中体现的一览无遗。再者世外桃源一词就足以展现传统中国人对于“乌托邦式”社会的臆想。
虽然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和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的民生层次。孟子就曾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黄宗羲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古代中国虽然有着较为森严的等级制度，但是等级制度的设立并不是为了寻求贵族的特权和迫害普通的民众，而是建立起以礼仪为规范的礼乐层级来维持社会秩序。但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包括贵族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是敬畏普通百姓的，所以历届开国皇帝都重视民生问题。在思维层面他们将普通群众的社会地位提升到很高的层次，于是出现了许多普通百姓，非显贵人士留名青史。
安贫乐道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习惯于标榜重义轻利的道德符号，中国人不害怕贫穷，但是对社会贫富差距具有天生的反感。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人对于尊严的需求远远大于对于面包的需求，章士钊就曾说过：“宁可牺牲富强，不愿以人类作工厂之奴隶牛马焉”。所以传统中国人认为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是社会最大的弊病，通常也是农民进行起义的正当性口号。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纲领》的总纲就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后来中山先生也提出新三民主义，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共产党人在进行解放战争时也是解放一处就进行土地改革，使得分到田地的农民助推革命的发展。所以传统文化心理中有简单平均主义的生存土壤。
三、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心理的契合
张岱年老师言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乌托邦主义和传统中国的文化心理到底有哪些相似或契合的地方？世外桃源的畅想和乌托邦的臆造，这种不约而同的默契是不是佐证了两种文化心理上对完满社会的憧憬。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可以吸引中国人去选择接纳他，最重要的是他构想了一幅真实的政治图景，而这种图景区别于传统中国的鬼怪演绎，是建立在充分的论证基础上之上的，而且也有成功的实践予以佐证。同时二者之间在社会过渡方面也有高度的默契，古代中国就有“三世说”，即据乱世、小世、大同世的社会过渡，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形态替代必然说即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古代中国的社会过渡理论。李泽厚先生提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中国人很少有自杀的，总相信“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山不转水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中国文化就是一种乐观的面向未来、面向人生的文化，哪怕苦难重重，也总相信有时来运转、苦尽甘来的一天。所以中国对现实的苦难从不恐惧，因为只要有转运的机会，哪怕是下一代或是下几代，他们也愿意为之努力。
民本思想是古代中国民主思想的结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人民主体的研究理论与传统中国的民水君舟思想高度契合。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将普通民众看作是社会主体，而不是封建贵族或资本家的客体。前文已述，古代中国虽然等级制度森严，但是在普遍信奉天命的社会里，统治者是要受神明神圣性的控制，虽不是自愿而为，也算是习惯成自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自然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认清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看到了人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也演化为我们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中说:坚持以人为本,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所以这更能证明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和高度的耦合。
费孝通先生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孔子也说过：君子和而不同。所以社会和谐也是传统中国的文化心理之一。和谐的根本动因在于何处？笔者研究发现在溯源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传统中国的文化心理又是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都是在追求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古代中国的朴素唯物主义讲求“天人合一”，《老子》当中讲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就是辩证思维的和谐，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也是强调辩证和谐。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中，共产主义是一个物质极其丰富，人们思想境界极度提高，社会需求按需分配的社会形态，人人平等，消除了剥削和压迫，社会高度和谐。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有志之士救亡图存，梁任公先生在新民日报中表现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迎合，他言之：“社会主义，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意，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中国古代井田制正与今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且不论其是否真正理解社会主义之理论，但他着实看到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以及制度之间的契合性。
在危急存亡之时，共产党人喊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从本文的视角来看，这绝不是单纯的政治口号和宣传策略，是共产党人深刻认知了社会主义理论与传统中国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也是对近代中国百余年来制度探索的经验总结，从根本上希望引入一套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基因,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有这些共性、契合性,才使社会主义能植根于中华大地。从现实情况来看，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中国能够一枝独秀，正好从正反两个角度证明了社会主义与中国的近源关系。
总结：不知是一个美丽的“encounter”，还是当年我党摸清了“社会主义”与“救中国”之间的这个套路？总之这种移植没有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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